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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永年:利益、价值、欲望与中美冲突


 新闻归类:观点评论 |  更新时间:2019-10-08 08:2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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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美贸易战持续进行,导致越来越多人对中美全面冲突甚至战争(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)的担忧。(互联网)

中美贸易战持续进行,导致越来越多人对中美全面冲突甚至战争(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)的担忧。这些年来,围绕中美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的“修昔底德陷阱”命题在国际社会流行开来,就是这种担忧的体现。很显然,这种担忧绝非杞人忧天,而是有现实根据的。

人们可以质疑所谓的“修昔底德陷阱”是否可以用在中美关系上,但人们必须解释历史上一而再、再而三发生的战争。战争当然是残酷的,所以人们诅咒战争。但不管怎样,战争还是经常发生。因此,人们必须超越道德而对战争发生的客观规律进行探讨和研究。

人类为什么而战?从经验来看,历史上那么多的战争,但没有任何两场战争具有同样的根源,每一场战争都有其发生的具体根源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战争似乎并没有任何客观规律可循。不过,同时,战争又表现出高度的普遍性。这使得从哲学层面来探讨战争的根源成为可能。概括地说,战争有三个根源,即价值、利益和欲望。

首先,人们为价值而战。每一个人、每一个组织、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价值观系统,正是这个价值系统把自身和他者区分开来。无论国内还是国际,价值是人们最重要的“认同”根源。再者,从自身的价值出发,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是“正确”的,自己的行为具有“道德”含义。

为价值而战,最典型的便是宗教战争。“上帝”是价值的“化身”,不同的“上帝”表明不同的价值。历史上充满宗教战争,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的迹象。尽管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已经不再,但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所造成的冲突仍频繁发生。近代之后,发达的西方国家发展出其他“类宗教”的价值,如民主、自由、人权等等。正如西方的传教士,被视为是世俗政权的西方国家也把西方价值推广到其他国家,作为其“宗教使命”。为此,很多西方文献歌颂和赞美战争,因为战争也是履行使命的一种有效手段。在理论上,西方学者有“正义”与“非正义”战争之分,正义的战争便是符合西方价值观的战争。

当然,这种现象不仅仅是西方的现象,在所有其他国家也是如此。尽管价值的存在是客观的,但如果价值被高度道德化,不同价值系统之间的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。

其次,为利益而战。为利益而战不难理解。从经济学角度来说,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,为了生存,人们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抢占有限的资源,战争便是其中一种有效手段。通过暴力来获取资源,在原始部落时代就开始了。为了生存和发展,不同部落之间战争不断。

从历史来看,部落之间的战争造就了更大的组织,直至国家的产生。国家起源于战争的理论,就是对这个过程的解释。在帝国时代,帝国之间的大多战争都是为了抢夺资源,主要是土地与人口。近代主权国家也是通过战争而确立的;而近代国家产生之后,很多战争便是围绕着工业化而进行的资源掠夺,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战争便是典型。到当代,国家之间的冲突已经发展到金融和互联网空间领域。各国都在以各种形式抢占资源,但国家间冲突的形式发生了变化,一些国家文明一些,另一些国家粗鲁一些。

再次,为了欲望而战。价值和利益本身就可以产生足够的欲望而导致冲突。这里所指的是动物性的欲望,即本能。在探讨战争的根源方面,有些学者直指人的欲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。一个最简单的观察便是动物世界也存在着争夺“领袖地位”的冲突。由此,一些学者得出战争是人的“本性”的结论。哲学上说,“性恶论”的确是具有经验证据的。从古罗马的角斗到近代贵族之间的角斗,再到当代各种血腥的“体育”比赛,无一不充满着人类的“野性”和本能。

经济史学家熊彼特(Joseph Alois Schumpeter)从经济理性出发,曾经认为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人类古老基因的遗留物,这种基因最终会消退,所以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。但事实并非如此,甚至相反。近代以来,尽管人们的确可以通过非战争手段来获取自己所需的,但战争仍然不断,而且一直在恶化。可以说,性恶不仅普遍,而且永久。反映到决策者身上,欲望更是能够影响政治人物的决策。欲望因素往往在利益和价值之上,甚至是最重要的决策因素。在欲望驱使下,战争的输赢变得不重要。这也就是所谓的“非理性”决策。

价值、利益和欲望,任何一项因素足以导致战争的发生,但中美关系很可能是三者重叠,足以表明局势的严峻性及其会严峻到何种程度。

两分法鼓噪文明冲突论

价值观的不同。中美两个都是文明国家,美国代表的是西方文明,中国是东方文明。从经验来看,这两种文明不仅不是互相排斥的,而且是可以互融的。历史上,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曾经产生很大的影响;近代以来,西方文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也很大。当然,不管如何互相影响和互相融合,中国文明仍然是中国文明,西方文明仍然是西方文明。文明的互鉴互学本来就是世界之“美”,但到了政治人物那里,两者便是冲突的,是势不两立的。

再者,西方简单的“两分法”思维,更促成了所谓的文明之间的对立。在学术上,美国(西方)总是把自己放在“自由”“民主”“人权”这一端,而把中国置于完全对立的一面。从古希腊到今天数千年,西方人理解中国只有一个范式,即“东方专制主义”。

这种简单的“两分法”也反映在国际政治上。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在推特上称呼他方“敌人”或“朋友”,“好人”或“坏人”。尽管这种称呼方法具有特朗普特征,但这绝对是西方文明对外在世界的看法,具有深厚的文化哲学基础。这也不难理解,在西方,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界,从来就不缺乏鼓噪“文明冲突论”的人。近来,美国更是把“文明冲突论”应用到中美关系上。

从西方的价值逻辑看,这一点并不难理解。“改变中国”一直是近代以来美国的“宗教使命”。中国改革开放早期,美国人相信中国会随着改革开放而变化,最终演变成一个像美国的国家。因此,当美国人以为中国是朝着美国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时,就欣喜若狂;但当美国人以为中国的发展方向并非美国所期望的,就变得极其失望。

今天,中国的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的崛起,而中国变得更加中国的时候,美国人的“失望情绪”达到了最高点。尤其是当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制度模式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时候,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把中国置于“对立面”,即“敌人”的位置。

其次,利益的不同。利益的不同导致利益冲突,利益冲突表现在方方面面,包括经济、安全、政治等。一些利益冲突更为具体一些,例如经济利益,而另一些利益冲突经常表现在认知上或心理上,例如安全领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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